在实践过程中，“信息化”方法具有自上而下推动、以系统集成为目标、以功能建设为导向、以有限团队的短期项目为抓手的特征。而城市数字化转型所应具备的特征恰恰与之相反——其需要自下而上的促进，需要以数据融合为目标、以持续运营为导向，需要长期广泛的各界参与，即“逆信息化”。

        在国际智慧城市观察与实践中，自下而上的推进方式因其在激发居民参与、推进应用创新上存在显著优势，正逐渐取代自上而下的建设模式而成为主流。采用“逆信息化”方法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可以归纳为两类。

        1、生活领域中，自下而上的互联网方法

        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已取得一系列成果，催生了一批享誉全球的创新企业，沉淀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创新方法，尤其在高效服务投递、提升运营效率、满足社会生活需要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城市生活数字化方面，可充分借鉴其运营模式。

        捕捉城市需求

        准确捕捉市民需求是数字化转型发力的核心。依据互联网顾客价值发现的方法，城市社会需求的捕捉可聚焦于三个方面，即：未被解决的问题、未被满足的需求、未被重视的尊严。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者的表述是完全基于城市最终使用者，这也是城市数字化转型以人为本核心视角的体现。

        满足城市需求

        实践证明，城市需求和适应的技术土壤催生了一批批“互联网+”创新方案，为居民填补了一项又一项社会服务空白，使当前城市生活前所未有地便捷精彩。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高效的创新企业也应处于提供城市服务的前台位置，由政府提供监管和基础设施支持。尤其要针对底层企业家、个体工商户等在内的广大“城市需求满足者”，使其也能在城市数字化进程中具备与时俱进的竞争和服务能力。通过这种多方众创的模式，鼓励“沙盒试错”，并辅以市民反馈与快速迭代，最终推行基于市民验证和有序管理下的城市服务“能者先行”，将极大提高城市需求满足效率，降低政府自营负担。

        保障城市需求

        基于“以人为本”的核心视角，城市生活需求应人人受益、无人掉队。这有赖于政府的强力支持与保障。为确保数字化转型工作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更广的参与度，政府可以针对数字化转型工作开展一系列城市需求调研、数字转型讨论、数字生存培训。这不仅体现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发展理念，也是培育城市技术土壤、拓展技术应用创新空间的务实举措。另外，政府需对城市服务领域的算法、技术进行严格监管。尤其需要转变监管对象和模式，即从原本面向合同和项目、基于准入的监管模式，转变为面向伦理和数据、基于过程的新监管模式，并基于此主导社会服务的数据接入、流程透明、全程可控。

        2、经济领域中，双向并举的生态链内生增长

        自然界中，生物群落总能朝着物质与能量利用率最优的“顶级群落”（Climax Community）演进，这为城市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高效能优化及其管理与决策提供了重要启迪。城市数字化是通过数字化手段持续提高城市中的资源流动性和动态配置能力，从而提升城市生态链的总效率、推动城市种群演进的一种手段。因此，在产业经济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核心，是降低供、需两端的生态链总成本。此外，根据罗默的“四要素增长”理论，在传统资本和劳动外，人力资本和创新思想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尤其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据此，城市经济数字化领域可重点关注三方面。

        产业基础设施投入

        产业基础设施是技术投入外部性视角的体现。产业生态链的协同不仅带来产业链运行效率的提升，更是促进新消费形态创造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相较生活服务，产业链具有显著的复杂特征，因此产业基础设施的选择和投入并非基于供、需某一端的先验决策，而是基于生态链运行后弱势环节的观察。

        产业人才培育

        产业人才培育和技术投入一样能够带来溢出效应，进而带来城市经济的质量提升。在产业数字化中，广泛覆盖各个行业的数字化高技能人才与复合式精英是不可替代的重要推手。但更为重要的是，基于上述广义生态群落理论可以发现——实现生态链效率目标最大化的关键，在于群落中的每个种群或个体均能在信息技术加持下，实现同样快速的物质信息交互能力。因此产业链中所有从业者的整体数字化水平，是该产业进行整体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或掣肘因素，需要政府投入支持关注。

        创新成果转化

        创新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最大动力。创新成果转化、创新思想传播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价值不言而喻。在促进成果转化上，供给端的环境创造和成果需求端的技术土壤同样重要。而相较需求端的分散性和不确定性，以科研人员为主体的创新供给端显然更为关键。借由数字化进程，降低其迈出成果转化第一步的门槛，继而提升成果转化流程效率、推升思想的定向传播力度，是完全有可能的。

综上，城市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本届上海市政府领导班子的重大决策，更是所有上海市民对美好城市、远大未来的期盼。在涵盖社会方方面面的数字化转型中，大数据不仅将满足政府需要，也能更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自我需要；城市的数字化建设不仅聚焦于政务治理，还将实现城市数字化时代的居民生活愿景——城市高精度、高效率之下的和谐美好；公众能在这一开拓性工作中收获切实福利，使城市数字化转型不再停留于抽象的数字、文字，而是深入鲜活的日常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创新探索往往伴随风险与挑战。数字化技术日新月异、数字化进程百转千回、数字化融合与变革任重道远、民众对数字化预期不断升高……凡此种种，都需要谋划者、参与者进行系统性研判和持久性攻坚，在“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革命性重塑”的目标指导下，在全球数字城市百舸争流中，借由全面数字        化转型将城市核心竞争力提升至新高度。

（本文作者：钱学胜  凌鸿  黄丽华，单位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复旦大学智慧城市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小贴士

        四要素增长理论

        四要素增长理论又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于1986年提出。其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和劳动（非技术劳动）外，加入了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两个维度。以该理论为基础的“四要素三部门”增长模型，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